转发自：中国智慧开发区

    “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曾在他《国家竞争优势》这本著作里明确指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将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分别是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富裕导向。而衡量一个国家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主要看能否向更多其他国家持续大量出口的能力。

这个逻辑之下，中国正经历一场硬件到软件、从上层应用到底层实力的迭代输出过程，从早些年的核电、高铁，到近几年的数字经济，在国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持续不断地强势展示“中国方案”。

　　2020，庚子鼠年，最大的“黑天鹅”新冠肺炎疫情给了现实重重一击。然而好消息是，国家统计局在2021年1月18日宣布2020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101.5986万亿元），同比增长2.3%。在2020年如此艰难的年份迎来“硬核”增长，实属不易。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是三驾马车，“消费”、“出口”、“投资”在过去多年为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新基建”作为“投资”的关键抓手之一，短期对冲了经济下行的压力，长期则为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发展需求奠定强大基础。在这样的新引擎之下，新的产业形态层出不穷，其中智慧城市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行业和被服务对象。

　　站在2021年，回望过去一年新基建的成绩，我们重新审视智慧城市的发展，在动态中前进，在失败中摸索，在成功中沉淀经验。唯有如此，方可在2021年续写辉煌。

　　新基建与智慧城市：内核一致，2020年“喜结良缘”

　　自2020年在中央高级别会议上被定调后，“新基建”的概念势如破竹。

　新基建的“新”，区别于“旧基建”的本质，重点在于打造更具数字化能力的基础设施（七大领域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

　　在2020年初出口和消费疲软的境况之下，依靠旧基建已经不足以强力带动经济的发动机；更大的时代背景在于，2020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21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这个关口的衔接十分重要，而新基建成为了当仁不让的产物。

　　当然，也正是新基建数十万亿的巨大政策机遇，给智慧城市带来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市场风口。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这些都是智慧城市的典型技术基础，可以说，城市的智慧化是“长”在这些因素之上的。那我们究竟以何种态度来厘清新基建和智慧城市的关系？

　　1）智慧城市是新基建的服务对象。新基建以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为组成要素，而智慧城市亦包含智慧的城市数据基底、数据创新平台和不计其数的创新应用，归根结底，基础是为中层平台和上层应用服务的，因为智慧城市的各个场景最终都是受益于新基建的实施；

　　2）智慧城市是数字经济的高级产物，而新基建则是数字经济的保障。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强调一个词，叫做“新旧动能转换”，一旦不适应新时期的经济社会需求，就会摇身一变成为落后的制度设计，但是数字经济的前途似乎更大。有一项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年销售额500万以上）企业超4万家，累计完成软件产品实现收入2万亿元。新基建为此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增长的天花板无限高。

　　3）二者都是激发创新的源泉，是今天市场中技术、资本密集汇聚的焦点。已经被证明的万亿级投资价值，让新基建成为“日不落”式的热词，通过技术落地与资本催化，似乎还将释放不可估量的巨大效益。智慧城市也是巨大的技术磁石，最前沿的技术在这里走进千家万户。

　　从全球范围来看，智慧城市每年依旧以两位数进行增长演变——这背后就是因为新基建背后是智慧城市的本质和核心。我们参与其间，同时成为被改造的一份子。

　　今天，站在新起点，面对城乡发展二元结构、数据鸿沟，智慧城市的建设刻不容缓，新基建将在其中带动数据不断流动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益。

　　智慧城市在2020年出现的变化：新基建之火“猛烈燃烧”

　　借由新基建的“大力出奇迹”，智慧城市行业的热战比以往都更加紧张。一方面体现在入局厂商的投入资金越来越巨大，一方面体现在各地城市在建设智慧城市上的坚定决心。

　有资深行业人士指出：智慧城市行业的天花板已经被打破，因为行业之前的大单都是数千万的资金规模，1亿以上的单子都直呼天价，但是整个2020，我们看到3亿、5亿、8亿甚至10亿以上的单子频现，“联合体”更是能凭借超强能量拿到数十亿的单子。这反映了单体订单的结构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各大城市纷纷拨财政以支持智慧城市建设。此现状之下，中国的智慧城市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高度。

　　这种高度的背后，是中国的分工协作已经越发走向了巨头“总包”再“分包”的模式，同时人才结构、各公司之间的协作更加灵活，能保障短时间内实现项目的交付完成。在这样一个新的生态系统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了众多巨头之外的独角兽、创业企业的前途选择。

　　独立经济学家，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外之间关于智慧城市的发展，实际上存在路线图之分。比如国际上很多国家把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作为智慧城市的重要指标，主张建立环保的城市环境；而中国在近几年的城市发展中，特别看重政府行政流程与AI、云平台、大数据和智慧应用之间的联系，以政务上云、政务智能化作为衡量标准······

　　实际上，这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在无现金支付、共享单车、城市本地生活服务、网约车上已经经由互联网强势发展了一波，奠定了极佳的基础，而这些在国外似乎也还是刚起步。

　　总之，先进的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政务、教育、交通、医疗、金融、工业制造等），都被纳入到智慧城市的应有之义。随着一大波科技公司在2020下半年布局新基建，2021年还会继续出现智慧城市“繁荣向上”的景象。

　　预测2021年智慧城市的变化：新基建继续打头阵，数字孪生、智慧乡村将爆发

　　整个2021，我们基本能预测到的是，科技还会不断向前，人文关怀不断体现，传统产业将实现数字化、智慧化，数字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1）数字孪生将会更加火爆。2020年的大单很多都是单一来源，独立的订单模式意味着独立的交付和维护，这在根本上带来了城市运营商的产生。城市的商业体、园区、社区、街道、港口都将吸收数字孪生的技术因子，一座座类似雄安这种“白纸般”的城市将拔地而起。未来，孪生城市的基底将是全汇聚、全流通的数据，比如雄安新区与京东科技联合打造了专属城市操作系统――块数据平台，各个领域的数据从产生初期就在平台上共同生长，进而汇聚、融合，最终实现整个新区全要素数字化和孪生化。

　　2）新基建下沉到农村，智慧农村成为厂商重要追逐点。在2020年收尾之月，智慧农村、农业物联网概念迭起，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不断深入，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推进，智慧城市的范畴从城市延展到了乡村。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多年“顽疾”，或许将借助新一轮智慧城市发展缩短差距，实现更好协同与融合。县域型的智慧城市将火速推进，百花齐放，同时围绕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与零售、农村的旅游业、文化业都将呈现不同的特色。

　　3）先进技术在工业制造应用将助推我国成为工业强国。“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不是简单跳跃，而是需要凭借巨大资源。2020年一大批工业AI、工业互联网企业走进工厂拐角，日积月累式地实现了产业面貌变化。数据显示，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增加值预计连续11年居世界第一位。

　　4）信创产业走入视野，国产替代产业集中式爆发。当前国家间竞争时常牵涉到产业命脉，从早些年的稀土资源战争，到近些年的芯片供给之争，基础产业的自主化正成为广泛共识。国家大力推进国产替代、大力发展七大新基建、大力发展北斗事业，都是为了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不占下风，网络安全、工业软件、芯片制造都将是舞台上的主角。

　　5）大城市的早前规划方案均不断落地成型，样板频出。2020年，上海、北京、深圳、武汉、广州、成都等地纷纷发布智慧城市行动方案，直指未来几年的城市发展要义。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方案的定语不是“规划”、不是“指导”，而是“行动”。这意味着2021年将是城市间资源争夺的关键时期，关键人才、关键企业、关键投资力量、关键技术，像“赛马”一样在各地上演，省、市、县、乡都将实现数据的流动。

　　6）“市域治理现代化”将遍地开花。中国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地方政府层次结构，治理体系的运转基本靠层级势能推动。传统意义上，国家和省级是政策制定者，区县是政策执行者，市级则承上启下。“市域治理现代化”新概念之下，市级的主动性将增强，社会治理的主导者角色得到突出。2020年6月，江苏省南通市基于京东科技的“智能城市操作系统”，建成全国S个市域治理现代指挥中心，汇聚了南通市64个部门、10个县市区数十亿量级的数据，打破数据孤岛，带动南通的现代化治理迈上新台阶，成为国内典型案例。

　　当然，除此以外，智慧城市的建设与经济大环境已经密不可分了。

　　发改委近期发文表示，2021年要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推进“十四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快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和市域（郊）铁路建设。

　　可见，2021年最大的市场依旧是新基建，而新基建背后就是智慧城市，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来守候和参与这场伟大变局的发生，并投入足够的人才和能力促成变革的实现。2020年国内GDP突破100万亿，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里程碑，却不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