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今天，垃圾的分解与填埋过程中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则越来越难以回避。垃圾对我们生活环境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破坏。

   “垃圾围城”正在全球蔓延

   2009年华盛顿的一份报告让我们看到了海洋的垃圾之困：从废弃渔网到塑料袋，香烟过滤嘴，危害全球海洋和海岸海洋垃圾问题正在愈演愈烈。报告指出除了少数几个国际、区域和国家在减少海洋污染上有所努力外，倾入海洋垃圾数量已经达到了警戒位置，进一步在全球危害人类健康安全、伤害野生动物、损坏海中设备和破坏海岸环境。

   垃圾围城成为全球趋势，垃圾是城市发展的附属物，城市和人的运转，每年产生上亿吨的垃圾。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城市垃圾，一边是无法忍受的垃圾恶臭，成为城市垃圾处理中的棘手问题。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也正在遭遇“垃圾围城”之痛。

   中国也在面临“垃圾围城”的痛

   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2/3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城市垃圾历年堆放总量高达70亿吨，而且产生量每年以约8.98%速度递增，北京每天产生垃圾1.83万吨，每年增长8%。而北京市的垃圾处理能力，仅为每日1.041万吨，缺口高达8000吨。据上海市社科院调查数据（2010年），截至2010年底，上海生活垃圾日产生量达2万吨。同样，广州作为华南地区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多达1.8万吨。十几年前的数据已经如此庞大，更遑论今日。

   垃圾成堆，不仅仅给人以感观上的刺激，还有更大的害处。生活垃圾中，废塑料占三分之一以上，废塑料上百年难以溶解，如果进行焚烧，会产生多种有毒气体污染空气。如果入土掩埋，会影响植物根系的生长，改变土壤结构，还有可能污染地下水。在中国南方，气候温暖潮湿，垃圾的有机腐物达80%，垃圾腐烂速度快，渗滤液多，危害更加严重！

   破解“垃圾围城”，要靠垃圾分类

   相关数据表明，我国每年的垃圾增长速度明显，但垃圾处理能力并没能跟上。全国垃圾中有四成没有集中处理，北京的垃圾在未来四五年内将无地可埋，上海有的垃圾场已与居民区为邻……随着“垃圾围城”困境日益凸显，垃圾处理的“中国式出路”到底在哪里？

   “没有千家万户的积极参与,将垃圾从源头分类,再先进的机器和工艺也难以完全实现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在可持续城市垃圾管理研讨会上,垃圾处理专家这样说。

   要破解垃圾围城难题，一是完善制度，修订《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城市垃圾的分类和投放方法，细化奖励和惩罚措施等内容，从法律上保障城市垃圾管理的有效实施。二是加大执法力度。对违反法律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作出有效处置，及时消除危害后果;涉嫌犯罪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警示潜在的环境污染企业，促使其提升排污减排能力。

   国内早年垃圾焚烧比例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领衔的课题组曾用经济学模型对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进行评估，发现垃圾焚烧会带来多重浪费。

   既然垃圾焚烧会带来多重浪费，如何才能显著、全面地降低垃圾管理的社会成本？宋国君等人调研后给出的答案是“源头分类、资源回收后再焚烧或填埋”。

   源头分类，将显著降低社会管理成本

   课题组核算后发现：源头分类后，由于收运、焚烧成本降低，健康风险降低，资源回收增加，垃圾管理社会成本降低至原来的1/3。在宋国君看来，持续、努力地推动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

   早在2015年5月发布的《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报告中，宋国君等人就提出，只有制定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和信息公开法规，修订《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分类对象、分类与投放方法、奖励与惩罚措施等内容，才能保障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有效实施。

   对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焚烧厂执行水和空气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是课题组提出的另一个建议，目的是“以许可证为记录、核查和监管手段，增加填埋场和焚烧厂的违法排放成本，促进其连续达标排放，进而倒逼源头分类与减量”。

   可见，无论是信息公开、排污许可证制度，还是修订《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其目的都是用政策的确定性和法律的权威性保障垃圾源头分类和减量。“很明显，将生活垃圾管理关口前移，在家庭和办公室就进行源头分类，可以实现减量化和资源化，最终降低无害化处置的成本。”宋国君说。